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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谁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敌人

2015-05-18 09:29:38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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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本文摘自连清川著《不合时宜的阅读者》一书。

最近几年来,由于历史资料的解禁,以及中国言论空间的一定开放,连续出现了多本关于蒋介石的传记。这些传记,包括蒋介石本人的日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使这个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多年时间,而长期被妖魔化、脸谱化和污化的人物,尤其是其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都得到了拨乱反正。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教育,使原本应当理性客观的历史以及人物评价,沉沦在善恶黑白的非理性判断之中。如今的趋向,至少令人多少能够透过尚不那么分明的毛边玻璃,看见一些事实的端倪。

1948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资料图)

不过我自己在翻阅这些书的时候,亦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从当年的完全污化教育,到今日讲蒋介石怀有儒家原则的遵从、民族爱国主义的胸怀、基督教的信仰、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敬重等,似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们似乎开始愿意重新给他一个截然不同的评价了。

这个疑惑便带来了一个更加深刻与广大的疑惑:蒋介石与国民党,如何在三年的时间里丢掉了整个大陆?若不是得势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未必他还能够偏居宝岛一隅,更勿论今日台湾的政党轮替了。

自然,这是一个极大的谜团。除了官方老生常谈的话语之外,许多国内外的学者采用了种种分析方法,政治论、军事论、经济论、国际论等不一而足,但几乎无一能够全面地、令人信服地解读这一历史悬案。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邹谠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虽然着重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陷落与出走,但其中有大量篇幅,包括从政治、军事、技术、数据、比对、印照等角度观察这期间的中国现实,乃是深刻、全面而客观的研究。作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理财经纶手”邹鲁的公子,邹谠秉笔直书,对蒋介石与国民党颇有攻讦之言,确然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

从书的主旨本身入手来看,邹谠直指美国当时的当局者以及执行者,上至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总统,下至顺序执行中国政策的史迪威将军、赫尔利将军、马歇尔特使以及最后的司徒雷登大使,对于中国政治之局势复杂与多变,政治传统与手段之沿革与现实之无知,导致进退失据,造就了两国之间从盟友沦落为仇雠的悲剧。然而,中国在当时局势之多元与反复、各方政治力量之消长、虚假与出尔反尔,也多少令以民主制度作为行动指针的美国无从着手,首鼠两端。

这个庞大的命题自然无法从邹谠的一本著作与我个人拙劣的评判之中获得结论。然而,分析当时诸元素,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迹象。1949年台湾代表蒋廷黻在联合国指控苏联违反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友好同盟条约,协助共产党夺取了大陆,虽然有着做戏给共产党新政权难堪的目的,但内里实在是对于自身责任的一种推卸,亦即中国之政权更迭,乃在于外力之干涉,而不是内在因素之结果。

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敌人究竟是谁,有谁?

首先要分析的元素必然是蒋介石本人以及国民党自身。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虽然执行中国政策的赫尔利将军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但是当时驻华职业外交官们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共识:“我们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中国的政权正在从蒋转移到共产党手中。”

如果邹谠没有直接进行指控的话,那么从他所描绘的蒋介石的实际行动,正道出蒋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他过度自信与自私地认为,中国的革命、独立与发展都离不开他本人;并且为了垄断统治,他有着“不能统治宁可灭亡”的疯狂念头;在实际的政权操作中,他依赖黄埔系与CC派的力量,完全排挤了非嫡系(包括地方精干将领以及政学派的协助)。“他从未能成功地使他的统治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从未能成功地组成一个牢固联盟的、与共产党对垒的反共共同阵线。他可以掌握个别的政界人物……完全依靠他的军队来镇压一场群众性的革命。”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亡命君主一样,他以一姓一氏的利益取代了一党、一族和一国的前途。

今天,对于蒋介石评价的变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谨慎考察,不如说是以怀旧取代真实。然而,恰恰不能因为对于现实之不满,而虚饰历史的真相。蒋介石与国民党掌权群体,妄顾美国的劝告与警戒,拒绝对政体、政府组织、经济政策进行改革,而一味试图以军事取代政治,其结果的失败,虽有偶然,多为必然。

当时国民党的其他力量,例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非蒋系力量,都在努力逃避与蒋之间的冲突。在内战期间,国民党的整体经济支柱全都来自美援,而蒋介石拥有了分配所有资源的权力。他们自救无方,更回天无力了。李宗仁在经选举担任总统之后,蒋系军队根本拒绝他的指挥,也就谈不上行使什么真正的职权了。

争斗另一方中的共产党,事实上在1945—1946年马歇尔使华期间,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的。而这些让步乃是真诚地希望通过在联合政府中行使权力,逐步扩张势力,从而获得完整权力的。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间段里,共产党并非完全意识到自己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而毋宁说,他们期望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来获取对政权的掌控。一方面乃在于抗日战争之后共产党的力量仍不足以自信到与国民党决战,另一方面乃是对于议会斗争富有足够的自信。而一边谈判一边备战的思想,无非是期望获得更高的筹码与万一失败的长期战争。

这是一个极度微妙的历史性时刻,宪政唾手可得。1946年试图将西方民主制度引进中国的美国和马歇尔将军及其专家已经为中国准备了“极好的文献”的宪法文本,为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基础,而共产党已经预备接受。历史就此擦肩而过。

美国却在犹犹豫豫,欲进还退中丧失了自己所有的中介优势,失去了中共的信任,导致了人民的反感,终于在1948年开始了撤退的进程。

苏联的斯大林1945年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获得外蒙古的独立等代价,承诺不协助中共。然而,二战末期苏联红军进入了满洲,在其占领和退出期间,一方面协助中共进行武装(例如,十万中共军队以平民身份进入东北,由红军进行武装),另一方面设置障碍拖延国民党军队的接收过程,将广大的土地留给中共使其获得庞大的战略基地。但在表面上,斯大林极度圆滑的手段成功地欺骗和耍弄了蒋介石,使其根本无法进行杯葛。邹谠在注释中详细列明了国共两党分别从日军手中获得的武器数量,结论是“落入共军手中的日本军火武器本身并不能使共军在军事上强过国民党军,他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原因”。

小党派在联合政府的努力失败之后,唯有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既没有政治力量说服蒋介石,也没有力量阻止共产党后来的进攻。

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国共冲突的过程中,有着大群体的区分。在欧美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对于蒋介石政权有着诸多不满,但在政治亲缘性上,他们倾向于国民党政权;本土知识分子包括梁漱溟、熊十力、柳亚子等,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之下,也在延安时期开始的普遍政权对比之下,选择了倾向共产党;而年轻尚未形成成熟见解的知识分子,在救亡与民生的号召之下,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大量投奔解放区。也就是说,从绝对数量上而言,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孤立政策,获得了知识分子支持的人数优势。

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再至抗日,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主流语言,虽然期间经历了大量的理论论战,但是救亡与民生的冲动,已经草率地替代了理性审慎的政治制度思考,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成为国民党的敌人,就成为了主流取向。

而广大的工农阶层,尤其是农民,在牺牲少数有产者的土地改革等措施之中,早已成为了共产党的根本基础。这个占中国最庞大人群的倒戈,使内战期间共产党的兵源、粮草、后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乃当时之真实。

当这一个个因素,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全部向共产党倾倒的时候,军事较量的终极结果,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一点,美国人已经从40年代开始,就在做盛世危言了。而蒋介石庞大而又狂妄的军事征服,也就变成了夜郎自大式的自杀行动。

也就是说,三年的内战时间,是一个所有人都逐渐变成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支持者,变成国民党的敌人的过程。国民党的敌人是谁?国民党的敌人是所有人:他的对手,他的无作为者,他的旁观者,他的挖墙脚者,他的自掘坟墓者。

是军事或者国际或者经济吗?或者都有,但只不过都是政治失败的陪衬而已。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多数人的选择、支持或接受。推搪无知或形势都不足以推翻这个结论。那么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结论,对于现实的不满也不能推翻这个结论。反思蒋介石的失败和国民党为自己所树立的那么多敌人,应当给予我们审慎与耐心的教育。宪政的建立乃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诉诸任何暴力的解决,最终留下的都只是一堆废墟。多数人的结论是必须以多数人的方式去改革和改良,这才是避免通向又一个悲剧的当下选择。

1947年2月,国军军官在玩老虎机放松。

也许只有赌博的快感才能驱走他们心中的战争阴霾。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在即,而国军军官却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资料图)

国军舞会上,还邀请了美军军官参与,从臂章上看,此人为“军调处”成员。

国民党军官与女伴谈笑风生。(资料图)

这名国军军官的表情严肃,显然眼前的浮华并没能驱散他双目所透出的对前途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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